“迟到”26年的赔偿款

　　判决生效后，秦民迟迟未履行赔偿义务，其名下也无可供执行的财产，赔偿的事情便搁置下来。直至2020年1月，杨川要求法院恢复执行，秦民才答应协商解决。

　　“我自己行动不便，又长期在云南疗养身体，所以常常是由我母亲跟进法院的执行情况。”杨川介绍说，2020年6月，母亲在未与他商议的情况下，与秦民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，约定秦民向杨川支付5.6万元赔偿金。

　　“当年为了治疗伤病，我几乎花光所有积蓄，现在20年过去了，秦民还只赔偿我原来判决的赔偿金，我当然不同意！”得知协议内容后，杨川认为，该执行和解协议明显失当，且没有他本人参与和签字，遂第一时间要求法院撤销该和解协议，同时向大足区检察院申请对法院执行情况进行监督。

　　为弄清楚案件的来龙去脉，大足区检察院承办检察官鲍继调阅了相关卷宗。在深入走访调查后检察官认为，按照相关法律规定，因为杨川的母亲超越代理行为事后未得到杨川追认，所以该执行和解协议不合法。随后，该院向区法院发送检察建议，建议纠正违法行为。与此同时，区法院也发现了该执行和解协议存在不当，正打算纠正。不久后，区法院确认秦民和杨川之间的执行和解协议无效。

　　然而，秦民并不认可和解协议无效的事实，事情至此还远未结束。

　　释法说理，检察官寻求解决契机

　　秦民先是向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提起复议，被驳回后，又向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申请监督。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承办检察官潘基俊经审查后认为，秦民的诉求不符合法律监督的条件。

　　“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必须要有当事人的合法授权才行，杨川对此不知情、不追认，他母亲的签字是无效的。”潘基俊向秦民充分说明了其诉求不符合法律监督条件的理由。考虑到案件已经拖了20多年，潘基俊和鲍继沟通联系后，二人分别与秦民、杨川沟通，发现该案有和解的可能。同时，两位检察官和该案的执行法官也取得了联系。法检双方都认为，要抓住这次彻底解决问题的时机，让双方不再为20多年前的事情影响现在的生活。

　　将心比心，法检两家促成和解

　　2021年4月15日，针对该案的调解工作在大足区法院举行。因为一开始双方对赔偿数额想法差别太大，一度让工作陷入两难。潘基俊、鲍继商量调整策略，将二人隔开，在不同的办公室摆事实、讲道理、拉家常，分头化解他们的重重疑虑。执行法官也参与其中，尽量促成当事人和解。

　　“为了拿到赔偿金，你和母亲多年忙碌奔波也没有结果，这次调解是个重要契机，我们会尽力维护你的合理诉求。可是要考虑秦民也有实际困难。”鲍继向杨川摆事实讲道理，逐步降低了他的心理预期。

　　“作为责任人，你有义务履行法院判决，如果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，就涉嫌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罪。”在另一间办公室里，潘基俊也对秦民释法说理，“即使没能力一次性履行到位，也应该分期履行，可这20多年来，你一分钱都没有向受害人支付。你将心比心想一想，假如是你靠轮椅生活了这么多年，还拿不到赔偿款，又会有什么样的感受？”

　　4月15日这一天，从上午9时到下午5时，在法检干警的耐心沟通下，秦民的态度逐渐转变，表示愿意积极赔偿。双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，秦民在之前约定赔偿5.6万元的基础上，再额外赔偿杨川5.6万元。

　　和解现场，秦民还郑重地向杨川鞠躬道歉，杨川表示谅解。

　　今年5月，11.2万元赔偿金已全部支付到位，这场持续26年的纠纷得到彻底化解。

　　承办检察官了解到，杨川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，由于一直未获得民事赔偿，也让他的家庭陷入困境。为探索拓展司法救助覆盖面，落实“应救尽救”的工作要求，大足区检察院依申请及时启动了对杨川的司法救助程序。6月初，6万元司法救助金已向杨川发放到位。

　　（文中当事人均系化名）